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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读:中国最好的裁缝为什么大多在上海

新民周刊 佚名| 2016-06-06 13:45:41

[导读] 上海裁缝,是中国第一代时装设计师,在他们的手中,服饰有了时代的特征,承载着当时人们的情感与追求。上海裁缝,不仅要手巧,还要心巧,懂得时代的潮流,懂得各色人等的心思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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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年时家里有一本时装杂志,母亲照着上面的样子,自己测量剪裁,在缝纫机上制作服装。在上世纪80年代的内地小镇上,穿这样的一身衣裳,简直是时尚得不得了。杂志的全称如今我已经忘记了,但一定有“上海”两个字样,而且,家里来自上海的服装杂志不止一本,每本都翻得发皱,纸张像被煮熟了一样,吸满了小家庭的烟火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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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的情景,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。改革开放后,单调的蓝灰,再也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,上海引领了最早的服装时尚,内地爱美的人,趋之若鹜,纷纷效仿。

但事实上,这并不是上海第一次走在服装时尚的最前沿,摩登的高峰出现在20世纪初——1910年代开始,中国社会急剧变化,皇朝被推翻,西方思潮涌入,而服饰,是最容易体现人们观念变革的物品。革命人士和拥抱新社会的年轻人们,需要用穿着打扮来体现自己的信仰与价值观,再加上上海华洋杂居,让这里自然成为了中国服装变革的温床。

裁缝哪里都有,但上海裁缝,不能再墨守成规,老样子的衣服客人已经不要了,上海裁缝必须要创新,做出客人要的新样子,而且还要做得好。

孙中山先生的中山装,就是在上海裁缝的手中逐渐演变形成的。关于中山装设计细节的记载有多个版本,但基本的过程已经得到公认:当年孙中山在日本与上海之间往返,他带着日本学生制服、铁路工人工装,或者英国猎装之类的服装,要上海的裁缝以这些制服为基础,加上他自己的设计,最终完善成为了后来我们看到的中山装。

女性服装的变革,更加离不开上海裁缝,如今中国女装的代表——旗袍,就是在上海滩上各家裁缝店里,一步一步演变而来。

上海裁缝,是中国第一代时装设计师,在他们的手中,服饰有了时代的特征,承载着当时人们的情感与追求。上海裁缝,不仅要手巧,还要心巧,懂得时代的潮流,懂得各色人等的心思,懂得衣服不仅仅是衣服,还是一种文化。

现在,上海仍然是中国时装行业最重要的据点,每年的上海时装周上,本土设计师都会拿出自己的作品,上海设计师延续了上海裁缝兼容并包、大胆创新的传统,保持了中西合璧的上海特色。

只有手艺没有心思的,一定不是上海裁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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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第一代时装设计师

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,不同地方来的人带着自己的看家本事闯世界,而江南人,双手灵活、心思细密,他们擅长的是手工活计。宁波、扬州、苏州一带来的裁缝师傅,特别受到上海人的欢迎,老上海的裁缝铺子,几乎都是这三地裁缝开的,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,裁缝铺子的数量越来越多,服装行业很是兴旺。据当时的统计,上海西服店有700多家,其中荣昌祥、培罗蒙、鸿翔等,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名牌。

在此之前,中国平民百姓对服装的要求,仅限于功能性,只有到婚丧嫁娶时,才有特别的讲究。因此早期的好裁缝,主要是为宫廷服务。位于北方的朝廷,从江南一代招募了很多裁缝,专为朝廷以及京城达官贵人的家属制作衣服。皇朝结束后,大批皇家裁缝流散民间,自然就落脚到了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。

早期上海滩上的裁缝,可以简单分成两类:一类制作洋服,一类制作传统中式服装。前一类裁缝,也被叫作“红帮裁缝”。为何叫作“红帮”?上海当时被西方列强分割,特别是早期的荷兰殖民者,顶着一头红发,中国人就以“红毛”来代指洋人,帮洋人做衣服的裁缝,或者做西式服装的裁缝,就被叫做“红帮裁缝”了。

红帮裁缝以宁波人为主,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十来岁就离开家乡到上海投奔亲友,跟着老师傅当学徒,直到自己成长为成熟的裁缝。可以说,红帮裁缝的出现,是中国现代时装的萌芽,后来出现的鸿翔时装公司等民族服装品牌,都与红帮裁缝有着深厚的渊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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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上,红帮裁缝真正为洋人做衣服的并不多,因为当时上海有身份的洋人,大多从国外带来自己的裁缝。不过,洋裁缝一般会雇用助手,慢慢地,西式裁剪得以流传。而红帮裁缝主要的顾客,是那些需要与洋人打交道的中国人,比如外国公司的中国职员、生意人等等。

当然,穿西服的,还有抱着革命情怀的中国年轻人。早在19世纪末,维新派代表康有为就曾上书请求“断发易服”,出国留学的中国年轻人,到了国外就赶快穿上西服,以表明自己热心变革的决心。

到了20世纪初,正在为革命筹措的孙中山,也想用服装来伸张自己的革命思想,他创造了一种富含政治含义的服装——中山装。关于中山装如何诞生,有几种不同的说法,但可以肯定的是,上海裁缝参与了其中的设计和制作,与孙中山一起完成了这件作品。

孙中山让他的这件衣服,承载了自己的政治理想,可以说,中山装远远超越了服装功能,简直就像一幅写满宣言的旗帜——中山装的立领,代表着民族特色,是它与西服最大的区别。后襟为一整片,中间不分剪,代表统一完整国家的建国理想。前襟的四个口袋,寓意士农工商职业平等、重视礼义廉耻思维文明。五粒纽扣,则是“五族共和”“五权宪法”思想。袖口的三粒纽扣,寓意三民主义。前襟两个口袋的笔架型袋盖,表示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。

当然,中山装这六大辨识特征,掺杂了其他人的解读,不一定完全是孙中山先生的设计,但无论是穿的人还是看的人,显然都不仅仅把中山装当作一件简单的衣服,而是一件“政治服装”。

不过,中山装最终没能成为普通人日常穿着的服装式样,这不仅因为它的款式比较严肃拘谨,还因为中山装对面料和工艺的要求很高,做一件中山装价格不菲,并不是多数人能够承受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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靠品质做赢洋裁缝

从某种意义上说,上海裁缝参与了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次变革,并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。中国第一家时装公司,也是在那样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诞生。

今年83岁的金泰钧,是鸿翔时装公司创始人之一、金仪翔的儿子,也是老鸿翔最后的见证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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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7年,金鸿翔、金仪翔两兄弟创办鸿翔,一开始规模很小,仅仅是两兄弟加几个徒弟。鸿翔是红帮裁缝店,专做西服,除了男士西服,也做女士西服。鸿翔非常注重工艺和品质,对服装制作的质量把控十分严格。

金泰钧先生回忆说,他很小就在店里帮忙,对父辈两位创始人的行事风格很了解。一般店家都害怕挑剔的顾客,鸿翔就有这样一位顾客,非常挑剔,每次做好衣服,起码要修改两三次。年少的金泰钧跟父亲说,这顾客老是要改,下次收他价格高一些。但金仪翔却说,有挑剔的顾客才有好裁缝,如果顾客个个都是好好先生,样样说“蛮好蛮好”,裁缝的技术就不可能进步。

对服装制作的精益求精,让鸿翔做出了名气,回头顾客多,新顾客更多。到1930年代,鸿翔已经成为中国规模最大、知名度最高的民族服装企业,员工多达300多人。鸿翔不仅在南京西路上有了自己的店面,还培养了大批红帮裁缝,这些学徒后来又自立门户,开出关云、星霞、鸿霞、造寸、万国、志云、飞云等服装店,这七家店与鸿翔一起,被评为时装业的“甲级店”,时称“南京西路八大甲级店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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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上海西服制作,有中国裁缝和西洋裁缝两种人,西洋裁缝认为西服制作的技术是由他们带到上海,往往自视甚高,但其实聪明的中国裁缝,已经青出于蓝。上海各路名流,都是鸿翔的顾客,宋氏三姐妹常常在鸿翔做衣服,外国人也到鸿翔做衣服。慢慢地,中国裁缝挤占了洋裁缝的市场,再加上战争逐渐平息,很多洋裁缝回国,本土服装行业则越来越兴旺。1933年美国芝加哥世博会,鸿翔送了6套旗袍参加,荣获银奖,载誉而归。

1944年,只有十多岁的金泰钧先生正式成为鸿翔的员工,先学习设计和技术,后来成为产品设计方面的负责人。在南京西路上,金泰钧先生有一间宽敞的办公室,与一名犹太籍的服装设计师、一位外国试样模特一起工作。金先生自小喜欢画画,原本打算考上海美专,因当时美专正在闹丑闻而放弃。进入公司后,他跟着犹太设计师学习服装设计,跟着老裁缝们学习制作,加上自己的聪慧,很快掌握了服装设计和制作技艺。

身在时尚之都,鸿翔的服装必须跟上最新潮流,当时的说法是,巴黎的潮流与上海只有3个月的时差,因为从巴黎到上海的旅程就是3个月。为了获得最新的资讯,金泰钧订阅了许多像Vogue、Harper’s、Bazaar这样的时尚杂志,他中学就读的是育才公学,英文教学,在语言上完全没有障碍。除了看杂志,金泰钧还经常去看好莱坞电影,就是为了看电影中演员的服装。金先生记忆力超群,看完电影后,回到家就能把男女主角的服装画下来,如果没记全,就再去看一遍。

金泰钧先生展示了一本他多年前绘制的服装制版图稿,上面详细标注了一件服装各个部位的计算公式,绘图的工整精细,就好像是今天电脑绘制的一样。金先生说,如果他绘制的图样裁缝师傅看不懂,他不怪师傅,而是怪自己没画清楚,马上改进自己的图样。从这本珍贵的手绘资料,就能窥见当初鸿翔在工艺上的精益求精。

靠着款式新颖、质量上乘、工艺讲究,鸿翔发展很快,品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,对于老上海人来说,鸿翔就代表着一身讲究时髦的衣服。解放后,社会变化让鸿翔的经营遇到了困难,但在最困难的时候,还是精湛的技艺,救了鸿翔。

1950年代初,昔日的“南京西路八大甲级店”均已经营惨淡,其中三家倒闭,鸿翔虽然还做一些人民装、布衬衫,但也快要开不出员工工资,一些老员工,因为对鸿翔有感情而留了下来。这时,大批苏联专家来到中国,这些苏联人很快发现,上海裁缝做的西服,质量好又便宜,于是大批大批地订购带回苏联。政府发现了这个现象,将业务交给一些服装店。金泰钧带着样衣给负责此事的人看,鸿翔的工艺远远好过其他小店,鸿翔因此得到了订单,支撑过了低谷。

手艺人的体面

如今,鸿翔、龙凤、第一西比利亚、亨生等诞生于上世纪初的上海服装品牌依旧存在,1950年代公私合营后,归属于开开集团。

让人感到可惜的是,这些有近百年历史的老字号服装品牌,到今天却不复当年的风光,其中的原因有时代变化受到的冲击,也因为手工服装制作,不再是一个吸引年轻人的职业。

但在70年前,做一个好裁缝,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,都是不错的。据金泰钧老先生回忆,当时女装服装店分甲乙丙三个级别,不同级别服装店里的裁缝,拿不同级别的工资。同样做一件毛呢大衣,甲级店裁缝拿20元,乙级店裁缝拿16元,依次打八折。每天开店之前,鸿翔制作的每一件衣服,负责质量管理的金仪翔都要一一过目检查,做得好的,金老板当场发一张券,这张券到财务那里就能兑换奖金,最高的奖金,可能比做这件衣服的工资还要多。

一个裁缝如果一个月做10件衣服,收入约150元,而当时银行普通职员的工资,不过是100元出头。正因为有这样的收入,宁波、苏州乡下的家庭,才愿意让少年们到上海学徒,就算学徒几年既辛苦又没有收入,但只要出师,开始挣钱,回报就会相当丰厚。那时候的上海裁缝,往往是成家后将妻子孩子留在老家务农,自己在上海赚钱,一个人的工资就够一家大小的开销。

服装行业淡旺季非常明显,号称“三春靠一冬,冬季开夜工”,到了夏季,服装店就生意清淡。但好裁缝是服装店的根基,金泰钧先生说,为了留住裁缝,鸿翔保证裁缝们四季开工,夏季做出现货,慢慢卖。这样,裁缝师傅收入得到了保证,也就不会经常流动了。

尽管属于服务性行业,但那个时候的裁缝,特别是为上流人士定制服装的裁缝,都得到了客户和社会的普遍尊重,讲究的人家,甚至离不开这些裁缝。

1949年前夕,大批上海人移居香港,部分上海裁缝也陆续跟着客人到香港继续经营。电影《花样年华》的故事,就是基于这样的背景,张曼玉身上20多件精致的旗袍,才有了现实的基础。被称为“上海最后一位老裁缝”的褚宏生老先生,今年已经98岁,提起他当年短暂的香港生活,却仿佛近在眼前。褚宏生老家在苏州吴江,16岁时到上海朱顺兴裁缝店当学徒,朱顺兴裁缝店后来经历公私合营,改组为现在的龙凤旗袍。“太辛苦太辛苦,我不愿意,就回来了。”褚宏生老先生摆着手说。

香港原本是个南国小城,开放和时尚程度远远不及上海,上海裁缝到香港后,将国际时尚也带到了香港。当时,上海裁缝的收费,比香港本地裁缝贵,印度裁缝,则比香港裁缝还便宜。

80岁时,这位曾为影星胡蝶做旗袍,曾进杜月笙家量尺寸的褚宏生先生,参与创立了瀚艺旗袍品牌。今年4月,外滩22号,瀚艺在首届上海高级定制周上的走秀活动,褚宏生先生着一身白色中式礼服亮相,串联起两个时代的记忆。

在瀚艺艺术总监周朱光先生看来,20世纪30年代,上海成为时尚之都,上海裁缝功不可没。好裁缝与好顾客相辅相成,“有需求才会有好裁缝,中国当时的富裕阶层、知识精英都在上海。”周朱光与老裁缝们打交道,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——这些老裁缝说,他们从来不会给自己家里人做衣服,顾客一定要是懂衣服的,衣服才做得好。

可以说,中国当时西服做得最好的裁缝,都在上海。1949年建国后,周恩来总理专门请一批上海裁缝到北京,为外交人员定制西服。1956年,上海的波纬、造寸、蓝天、雷蒙、鸿霞、万国、金泰7家服装店迁京,与中央办公厅附属加工厂合并组成了北京红都时装公司,为历任国家领导人制作服装,红都早期的裁缝,几乎都是上海裁缝。

新裁缝的好时代

如今,人们日常穿着的衣服,都已经工业化生产,裁缝这个手艺,仅在定制服装这个比较小的商业形式中保留下来。在瀚艺的服装制作间里,记者看到了今天还在坚持手工制作的裁缝们,尽管已经借助了不少现代工具,但这种定制裁缝,依然保留了匠人精神。

什么样的裁缝才是好裁缝?周朱光说,好的裁缝,天天都在想这一件事情,几个月前客人量下的尺寸,他都能随口报出。“做衣服就像修行一样,需要全神贯注。”

瀚艺的制作间,在上海静谧的安化路上一处民宅的底层,门面小,走进去却很开阔。这里并非闹市,却有客人不畏周折寻去,要的就是一件合体而精致的衣服。

近几年,定制服装成为风尚,除了像瀚艺这样传承了老上海定制服装匠人精神的品牌,也有不少年轻的定制设计制作师,在服装中融入了现代元素,甚至将服装定制和个人形象管理结合在一起。

杨明明就是一位形象设计师和礼仪教育专家,在为客户设计形象的时候,她发现,带有旗袍元素的中式礼服,常常会让中国女性体现出特殊的美感。杨明明说,现代中国女性,需要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,在不同的场合下,她们需要不一样的个人形象,自然也需要不一样的服装。为此,杨明明创立了“杨明明那旗袍”品牌,为客户定制礼服。

在设计上,杨明明借鉴了大量西方礼服的元素,让服装既保留了中装的内涵,又体现着现代气息,而且便于穿着。在杨明明看来,现代人的旗袍,就应该是现代的样子,如果马路上走过一个人,穿着1930年代式样的旗袍,会让周边的人觉得格格不入,“穿越感是很可怕的”。杨明明的定制服装,大胆地使用西方进口面料,东西方服装元素的嫁接,常常给“懂面料”的顾客带来惊喜。

另一家藏身于太原路洋房中的定制作坊,主人是上海女孩叶青。叶青的曾祖父一代,也算是旧上海富裕家庭,到祖父母一代,还保留着大户人家的习惯。叶青小的时候,每到过年,就有拎包的裁缝上门,为一家大小量体做衣服。奶奶、外婆身上漂亮的旗袍,在叶青心中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象。

大学里叶青学的是财会,毕业后进入世界500强企业,几年里做到了财务高管的位置。不过,财务工作并没有让叶青感到快乐,工作几年后,她辞了职,想学点什么,改变既有的生活方式。

兜兜转转一圈,叶青拾起幼时钟爱的画笔,发现自己最爱的是设计和服装。2013年,叶青赴意大利马兰戈尼国际设计学院研修时尚买手、服装设计课程。买手在国内是一个比较新鲜的职业,但在西方已经相当成熟。买手不仅要掌握时尚资讯、懂得服装设计,还要懂市场。时尚买手要能预判流行趋势,有能力引导设计师的设计。

这个时候,叶青创立了“婉珺玺”品牌,制作中国风的旗袍和礼服。叶青首先从自己的需求中看到了定制服装的市场。作为职业女性、都会女性,叶青希望有一件衣服,既体现自己的审美趣味,又带有浓厚的中国风情,而且做工讲究,还能适合日常穿着。市场上,真正能满足这些需求的产品不多。

叶青的判断没有错,很快,气味相投的顾客们就找到了她,客人口口相传,让这个没做过广告的品牌找到了自己的消费对象。像叶青这样的新一代上海裁缝,其实已经超越了手艺人的概念,他们把设计、制作、时尚研究,甚至心理学融会贯通在一起,给顾客提供个性化的服装。

工匠是时代的产物,好裁缝也是时代的产物。现在,是好裁缝迎来的又一个好时代;好裁缝,又见到了懂他们手艺的人。

责任编辑:杨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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